12年前，当能年玲奈成为新一任“晨间剧女主角”，凭借《海女》大放异彩时，整个日本娱乐圈都在高呼“天才的诞生”。少有逸才的美少女，浑然天成的演技，共演前辈们的交口称赞，疯狂地收获奖项与拥趸。12年后，当她来到东莞草莓音乐节以“Non”的艺名参与音乐节，演唱《海女》主题曲，场下异国的粉丝献上恍如隔世的欢呼与掌声，庆祝这位战斗少女的归来。12年，沧海桑田，人生如戏，被封杀被压抑被埋没的时光，伴随着她的复出作品《适合我的酒店》《幸福伽菜子的快乐杀手生活》席卷而来。这是真实演绎的人生，不可复制的传奇。

《适合我的酒店》是立意如此直白的电影，它传递的内核其实和《白色巨塔》《半泽直树》十分类似，只是方式不严肃，画面很明亮。日本人对于各种职业的银幕形象把握之精当，一般不会出现国内“一切职场转恋爱”的荒腔走板。一众出现在日元钞面上的文坛巨擘，都是本片主创们嘲讽、调侃的对象。新人作家中岛加代子如何周旋于资深编辑、文坛前辈之间，如何通过自己的“战斗”“心机”处心积虑地往上攀登，如同命运安排般贴合着主演能年的个人经历，向公众呈现了一幅平时隐没于水下的文坛世界。

1935年，已经崭露头角的太宰治向芥川奖评委川端康成寄出公开信。在这封著名的信函内，太宰治怒斥作为前辈的川端打压他的作品，以至于他无法获得梦寐以求的芥川奖。这桩日本文坛公案，现在看来确实有元老评委恶意打压文坛新秀之嫌，因为太宰氏的私生活名声狼藉，而川端的恶评显得十分不文学——“前略。——原来如此，《道化之花》充分洋溢着作者的生活和文学观。但是，依我来看，作者眼下的生活一塌糊涂，因此无法袒露其才能，属实遗憾。”文学作品的品质与作家私德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始终是可讨论的（比如故去的诺奖得主爱丽丝·门罗），但是日本的评论圈就是这样的现实，像川端这样的文豪对于新人作品拥有一字喻褒贬的影响力。根据奥野健男撰写的《太宰治传》，传主与芥川奖的孽缘，是他一生的心结，以至于日后他“服软”，公开哀求川端康成把芥川奖赐给他，却受尽折辱也未能如愿，反而沦为文坛的一时笑柄。

《适合我的酒店》原著小说对此进行了一种嫁接，呈现在电影观众面前的是较为戏谑的情节。加代子入住的山上酒店，是被誉为“专为小说家打造的酒店”，因为毗邻神保町与多家出版社，这家酒店理所当然地成为小说家们入住（赶稿）的佳选，同时也便成为了像加代子这样的新人们仰望的地方。日本的文坛生态中，连载的形式与占比仍旧很高，对于杂志来说，著名作家的“豆腐干”小文也是卖座的基本保障，因此负责对接作家的编辑更像是有求必应的哆啦A梦，为了保证在截稿日期之前拿到手稿，出版社不惜重金把作家“绑架”到酒店里，好吃好喝地招待，而新人作家只能自掏腰包来感受氛围。所以，当加代子得知恶评自己的前辈东十条宗典恰好住在自己头顶的房间时，复仇的火焰点燃了她的心灵，她要用一种文学的方式让对方付出代价。

日本文坛的杂志社与出版社几乎是一体的，也就是说登上某刊很大程度上就是绑定了杂志背后的出版社，加代子拿到了某刊的“新人奖”，意味着她的小说单行本很快就能面世，然而在授奖时遭到了老前辈的差评，一时间出版作品变为泡影，“新人奖”的成绩瞬间归零，她不得不开始更换笔名，重新开始。这样的展开，需要一种中介，新人的面世需要目光敏锐的文学编辑。关于编辑的故事，在更多的时候，其实消隐在伟大的作家、作品之后，只有在极其少见的情况下，比如《天才的编辑》所记载的麦克斯·铂金斯那样，为世人举荐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伍尔夫……方能在这些天才的大名之下留下镶金的注脚，又或者最终放弃为人作嫁，拿起笔来写出自己的名堂。田中圭所扮演的远藤编辑，其实对新人加代子十分照顾，为了她的作品能够面世，确实也尽心尽力，他们之间修改稿件的一来一回，从轻描淡写到凝重肃杀，也是电影的精彩看点。

电影里还讲述了远藤的另一则故事，为公众展现了编辑这一职业的矛盾性质。一日，远藤看着自己手中的稿件啧啧称奇，认为这位新人作家是不世出的天才，应该着力培养。为此他不惜在咖啡厅内苦劝这位尚在读书的少女，不住地拉踩加代子以及宗典（二人恰巧还在场）。编辑作为大多数时候的第一读者，在看到优秀新人时的那种激越情绪，已经溢出银幕。然而，现实是即便远藤对新人抱有巨大的期待，但是这位新人作者还是不堪压力最终放弃了写作的理想，留下远藤颓然的僵坐，空洞的眼神里写满了虚无。此间种种，恰如文学行为本身，写作就是要从虚无中觅得实有，踏空是一种常态。

《月光花谋杀案》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另一个岛国上的文学编辑苏珊。安东尼·霍洛维兹笔下的苏珊与大侦探庞德是一种巧妙的结合，继承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衣钵的作者，把推理作家与责任编辑之间的恩怨情仇全部搬演到了自己的小说中，改编剧《月光花谋杀案》《喜鹊谋杀案》更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推理佳作。叙事主人公苏珊为了剧中的小说家艾伦·康威的作品殚精竭虑，一手捧红这位推理王是苏珊职业生涯中的丰碑，然而霍洛维茨的笔触是如此幽微，在他的笔下康威的梦想是在自己的故事里传达思想，他并不喜欢写刻板、古典的本格推理，一边是责编那里刷新销量的既有设定（把作家的可能性看扁了），一面是作家本人违背内心理想的“逢场作戏”，编辑与作家的关系既有张力，又带有明显的错位。

《适合我的酒店》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手戏，可以看做是创作者与观众的一次机锋问答。因为某些原因“放下”彼此仇怨的大师东十条与新人加代子，在天桥上穿着滑稽的圣诞装饰激情对喷。东十条惊人地发现，这位被他看不上的新人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如数家珍，加代子甚至根据他数十年前写的散文假扮东十条的私生女。然而，东十条马上承认那篇散文是虚构的，并且宣言式地“告诫”观众——“让读者看到梦想，也是作家的职责。”

作家，用更通俗的话来阐释，就是有手艺的“造梦者”，地铁车厢里低头端详小说连载的读者们，正是以身入局的“买梦人”。

能年玲奈的个人经历与电影的结尾好像达成了一种平行世界的和解，最终加代子不择手段，依靠自己的奋斗与“前辈的扶持”获得了片中的“芥川奖”，可以享受免费入住山上酒店的尊贵待遇，成为了名噪一时的大作家。或许是能年这张少不更事的面容，恰好能够契合腹黑的反差感，但也正是因为其中微妙的错位，《适合我的酒店》仍给人一种玩笑感——只要我努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让人莫名想起了三谷幸喜导演的名片《有顶天饭店》，日式喜剧的那种希望感正是一种深深的幻灭感。